7月25日，就在《大圣归来》破了中国动画影史票房纪录、《捉妖记》还差一天就能打破中国本土电影影史纪录的这一天，凤凰娱乐品牌活动凤凰大影响联手西宁FIRST青年影展，抓起板砖，抬高了胳膊，瞄着中国电影那天灵盖，只听一声“啪!”——在国片盛世的脑洞口沿儿上砌了第一块砖。有点遗憾，洞口太宽，青砖太少，但愿摆个POSE，逆耳忠言引人致。
三位“砖”家都是中国电影的老前辈，德高望重，历史成长与职业归属各有不同。谢飞老爷子，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电影教育界与电影批评界的领军人之一，他的电影人生与国家命运往往有着因果缠绵的关联;严歌苓女士，长篇小说家，张艾嘉、陈凯歌、张艺谋的某些影像文学起点，旅美数十年，记忆始终在国难与国粹间轮回;鲍德熹，他自诩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从文革时代的英文教师到香港银行白领再到见证香港本土电影最后的辉煌，其实他才是香港电影圈中独一无二的过来人。
面对FIRST青年影展上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新一代电影人，三位嘉宾、老前辈一同为年轻人敲响警钟，时而懊恼，时而嘲讽，时而温柔，却一直坚定。
一切还得三十年细说从头。
谢飞老师在活动上多次强调，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好时代，这是站在1966年的坎上看当下，“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发展，我走到现在，很多是命运安排，同时又是你自己选择。”在1960年期间，高中结束，谢飞突然被选为留苏，“因为出生好啊，高干子弟，我印象中填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俄罗斯文学，第二志愿是俄罗斯历史，幸亏中苏关系紧张，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老师)突然就告诉我，减少名额了，不去了”，谢飞老师讲这些话，想证明的观点就是，人是拗不过大时代的，“如果我学了俄语，学文学，我就是干翻译或评论，也就这样。”
没去成苏联，但走进了电影课堂，毕业终于可以干点电影人的事，却又碰到文革10年。“我们去种稻子，搞运动，但是自己一直在思考，所以80年代的时候我经常讲，我们是一个思考的一代，学习的一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代，你自己要慢慢去想你去做什么样的人和艺术家。”当然，除了导演身份，谢飞还有一个比导演更长久的职业，“因为我又是个老师，我可以拒绝拍任何宣传和商业的片子，因为我没有那个责任，所以我在教学和创作中找平衡。”因为父辈是老革命，谢飞也拒绝了很多主旋律电影的邀请，“我不受这个诱惑，人家经常讲，你谢飞是有毛病啊，这么多好的东西不拍，让你当官你也不当，你看看现在电影界里头政协委员、人大委员、中央委员多的是，你为什么不去做呢?这是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选择。”谢飞感慨地说，他们这一代，只有不到20年的艺术生命，因为有10年被耽误了，而第五代导演的光芒比他们第四代高，因为第五代比他们更年轻10多岁，经历又不一样，脑子里的束缚又少了一些，“幸亏我选了一个教师是我的主职业，所以我到现在还能够为年轻人工作，还能够为电影事业做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相比前辈谢飞，严歌苓的电影旅途中也做着很多选择，她将自己的生命做了阶段性的总结，“一个阶段是在中国，一个阶段是在美国，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游历亚欧非。”但无论处于哪一阶段，严歌苓都把“看电影”当做此生永远最快乐的节目。“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长大的，有看一些很糟粕电影、文革电影，从化妆到表演，现在看看都笑死了。”转眼到了80年代初，严歌苓开启了幸福时光，“当时我父亲在北影写剧本，我们就拿了很多内部参考片的票，这个时候，中国有两种票是最金贵的，一个是足球票，一个是内部参考片票，这两种票还可以交换，有价码，那个时候看很多很多的西方电影，眼界就开了。”
严歌苓入行时二十一二岁，自己也不清楚人生方向，就看父亲有一篇很好的小说，于是开始改写剧本，从而进入电影相关的工作领域，“因为那个时候跃跃欲试的年轻人都什么也不太懂的，但是看了很多西方电影，劈头盖脸、铺天盖地的西方电影、西方小说，好家伙，那就感觉滋养得不行了，营养过剩了，赶快就得释放一下，所以就那种情况下，糊里糊涂就开始(写剧本)。”
鲍德熹的从影经历似乎比前两位加起来还要曲折，他生于香港的演艺世家，父亲是著名演员鲍方，少年时代在广州接受教育。谈到自己进入电影业前的经历，鲍德熹当时感到有些自卑，“我开始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工作，很多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的，就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文革期间的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我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就看了很多电影。后来，就报考美国的电影学校，最后考上了旧金山的一所电影学院。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老师最爱跟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能这样’，这跟国内教育总规定‘你不能这样’截然相反。”鲍德熹体会到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在创意和技术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欧洲学生是有创意却没技术，这种不同文化的融合、交流是留学最大的好处。
鲍德熹回忆，自己从1983年开始正式参与电影的拍摄，正好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20年的“后15年”。他在香港电影往上走到最高峰时，协助徐克与于仁泰导演拍了很多经典电影。用鲍德熹自己的话概括：“我成长的年代是电影的大时代。”
史书上的话，就背到这，接下来三位开始传授些经验。虽然这种传授，多以吐槽的形式展开。
随着中国电影影史票房纪录再次被打破，青年导演的电影梦也越做越轻飘，但无论是表达自我，还是想方设法讨观众喜欢，都必须过审查这道关。严歌苓谈到，国内很多电影人都谈及内地的“审查制度”，而她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人，却认为美国的某种审查意识也不简单：“其实我们这种硬性的审查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那种会让你学会‘自我审查’的制度。比如前几年美国有部影片叫《相助》，我觉得它是个烂片，但它就因为表达了黑人的苦难而受到美国热捧。我在起初因为写黑人不好被人指责之后，如今也不会写黑人的不好，因为写了这些，在美国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
从编剧技法上，严歌苓也表达了好莱坞编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八股”：“我发现好莱坞编剧讲究‘保持戏剧冲突’，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创作原则。由于中国电影人现在也在向好莱坞学习，所以也开始有导演跟我说，你的剧情必须至少要几个跟头(即出现几次戏剧冲突)。你必须得跟着他说的写，不然你辛辛苦苦写的也会被改掉，”严歌苓接着谈她对在内地做编剧的真实感受，“我感觉编剧已成为‘小三的小三’，没有做头了，大家可能觉得给我钱多我就做，但我想我这个岁数还是别卖了，有一次我把定金退回去，就想还是别干这种事了，结果对方竟然问，‘嫌少了?不够多?’立刻要给我追加薪酬。”遭遇这种情况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方面，鲍德熹深表认同：“好莱坞自我的道德鉴定比中国还厉害，他们对每一个题材有严格的把控，《史莱克》或《超能陆战队》这样的片子不可能有任何不适合儿童看的暴力或色情元素。所以，我想把一个事实提出来：现在是美国最开心的时代，因为现在中国孩子都接受了美国电影的价值观，所以30年后美国人都会笑的。如今中国的媒体和评论都拜倒在他们的石榴裙下，把自己人打得一塌糊涂。这真的是美国时代。”鲍德熹坦言他看起来乐观，但同时很悲观。
为此，鲍德熹还提出了一个让全场观众叫好的建议：“国家应该有一个行政指令，比如要求所有8厅以上的影院，每周固定一个时间播放一部由权威机构推荐的艺术片，然后国家补贴票款10元，我们鼓励年轻人去看一些好的电影，毕竟你无法和‘文化沙漠’空谈提高审美品位!”
可能现场只有谢飞导演的态度缓和些，在他看来，电影批判也是要从历史的整体去观察的，“有人说今天太惨了，有那种《爸爸去哪儿》抢票房，那叫电影吗?可你知道吗，在五十年代，我们电影院放过《春节大联欢》，因为那时候没电视，一个黑白片的春节大联欢，就十多个节目，侯宝林说段相声，郭兰英唱段歌，那不也是综艺晚会嘛。”谢飞导演认为，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电影还是电影，只不过有了各个时代特征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你们的‘好’和你们的‘坏’。现在市场这么繁荣，大家觉得好，其实我们80年代、90年代，比现在还好，我们那个时候进电影院看戏是100亿以上的人次，现在折腾半天才8亿人次，所以每个人活在自己的时代，都有好的，有坏的，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代。”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要寻找乱象的出路，还得具体到当事人与当时事。谢飞谈到，近三十多年电影学院培养了两个天才：张艺谋是视听电影天才，贾樟柯是人文电影天才。而几位嘉宾也就张艺谋的《归来》与贾樟柯、娄烨的电影创作之路展开讨论。
谢飞很直白地说，目前很多国产片的“胆子太小”，《归来》的表现并不能令他满足：“尤其当我读了小说之后，我更不满足，如此技法成熟的导演都如此小心谨慎，这是遗憾的。”不过当他谈及自己的学生娄烨时，谢飞还是予以肯定：“他的《颐和园》让我非常受感动，而《春风沉醉的晚上》也很棒，那段小男生在歌厅唱《那些花儿》让我很感动。而关于贾樟柯，《三峡好人》是他最好的作品。”谢飞说，能否拍出这类电影关于于一个创作者的形象感悟力与艺术构思力，而从这次FIRST影展展现出的年轻导演这些水准方面来看，都还欠火候。
严歌苓作为《归来》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也回应了谢飞对电影的看法，她表示《归来》电影版的改编思路几乎是张艺谋能走的唯一的路：“当时只有这‘一条缝’能给他取走。因为这样一个故事，上面的审查都怀着一种警惕的心理看他怎么弄，他也很难迈步。而且老谋子要从40万字的一部书里面挑出并非折射时代的那些东西，对他也是非常为难的。”
同时，严歌苓也高度肯定了贾樟柯和娄烨电影的价值，她认为这些第六代导演电影中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才是最为“政治正确”与“道德正确”的：“娄烨的每部作品都让我感动，他没有一刻是安分的，他体现的都是需要他独立思考、原创才出得来的东西。”严歌苓坦言，她也有看娄烨最新电影《推拿》，很赞同娄烨使用大量真实盲人演员的拍摄方法，“上映当天我去看的时候影厅也就七、八个人，我都要为他掉眼泪了，我们的观众正在走向粗俗化、浅薄化的路上，但娄烨还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他们从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在乎自己的电影是否有那么多观众。我知道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诱惑，不论是金钱上的还是人情上的。如果我生活在中国，我恐怕都会溃不成军。”
活动最后的环节是观众对谈，三位嘉宾为年轻导演们给出了忠诚的建议和寄语。严歌苓说：“我希望你们当中再出娄烨和贾樟柯，其实在此次影展我已经看到了星星之火。”而面对“给那些‘没天赋、却还想干电影的年轻人’说点什么”的问题时，谢飞回答：“在电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大家都只要掌握视听技巧就很好了。因为即便成为不了鲁迅，也应该会写字、写文章，掌握视听技巧或许也是未来每个有文化人的必备技巧。”
导演鲍德熹则做起了“现场招生”，他表示自己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是“题材第一、剧本第二”，有好的题材就可能发展为好的剧本，有这份志向的年轻电影人可以随时给他微博留言，对于好的点子，鲍德熹会亲自回复，并且将其中有希望的项目发展成熟。鲍德熹说：“中国需要大量的原创作品，因为小说那些东西已经被地产商、IP商抢完了，而原创是珍贵的，你把题材用140字发到我微博上，如果它值得发展成电影，我会和你详细讨论。”鲍德熹还打趣说，“毕竟我是双子座的，也是双面性格的人，我会看到你的故事有没有人文精神，同时有没有趣。”鲍德熹告诉在场的年轻人，在创作之前，可以尝试把题材或剧本给自己的好朋友，听听人家的意见。“当然，如果你说给我听，我会告诉你们如何正式筹备一部电影，这才是第一步。作为一个‘孤立’的导演，你要把‘光’、‘影’、‘声’三个方面全部考虑透彻才能开拍一部电影。”
中国年轻影人如何接班，这个题目很难，而中国电影的“好时代or坏时代”，这个题目又很大，但是三位前辈给的答案都很唯一。
谢飞说到：“现在的时代对于年轻人就是好时代，因为在以前中国连像样的电影节都没有，各方面管的很严。”严歌苓则从自身职业经验做总结：“好时代和坏时代的区别或者大时代和小时代的区别就是：什么时候作家和电影创作者有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好时代、大时代，否则它就是一个黑暗的小时代。”鲍德熹则在最后强调：“当下中国电影正迎来一场资本“文革”，不得不说，这又是个危险的时代。”
忠言逆耳，苦口良药，相信未来有成就的年轻电影人，都是今天沉住气，懂得居安思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