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南生是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之一
64岁的施南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一露面，就坦率说出她在电影界30多年所见到的一个奇特现象，“综艺节目变电影，这在120年的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电影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和体量，也是全世界没有过的。像《爸爸去哪儿》这样的娱乐电影能在中国取得几亿票房，是一个有趣又特别的现象。”
1975年就在英国获得数据和计算机学士学位的施南生，是香港影坛有名的才女，聪慧、精悍而能干。倪匡谈到她会说：“论EQ与IQ，她都比我高，我败得心服口服。”林青霞是施南生最信任的好友，亦舒也在小说中以施南生为原型，写那些年过半百仍摩登非凡的女子。
瘦高个头的施南生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语速很快，她善于在公众场合演讲，不怕得罪人，也不怕直言问题核心。身为香港寰亚电影公司的副总裁、香港电影工作室公司总裁，施南生曾获“全球五十名有影响力独立电影人”之荣誉。
不过，施南生有一个抹不掉的头衔——“导演徐克前妻”。这两人，从20多岁的年纪就一起在香港电影圈打拼，徐克的成功路上，永远缺少不了施南生的身影，小至一部电影的剧本、拍摄、制片等细节，大到将电影推广至世界各大电影节，施南生堪称徐克的幕后推手。两人曾一起监制大批香港黄金时代的电影，从《倩女幽魂》、《黄飞鸿》系列到吴宇森的成名作《喋血双雄》和《英雄本色》，都是施南生一手将香港电影推向国际。
徐克曾感慨地说，“她跟着我，浪费了才华，她可以做更多属于她自己的事情。”这对珠联璧合的影坛搭档，在离婚之后只留给外界一句“关于私生活，我们不需要给外界交代”。两人继续合作为华语片献力，施南生依旧为徐克的电影铺平道路。2010年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在时隔19年之后再度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身为制片人的施南生功不可没。2011年徐克拍3D大片《龙门飞甲》，是施南生帮他找到《阿凡达》的视效总监担任立体拍摄顾问。而今年年初，徐克新片《智取威虎山》上映半个多月，总票房超过7亿人民币，背后也离不开制片人施南生的助力。
就在前几天，施南生做了一个大动作，将《智取威虎山》卖到法国100家电影院，“这是华语电影近年最大的发行，媒体的评语都很好”。她说，以前华语片在海外有一定的观众群，尤其法国是很重要的海外市场，有很多粉丝。但华语片的风光一度衰减，这几年才开始缓慢地重新建立。
施南生常感叹这十年中国电影发展速度太快，连她这样看好这个市场的电影人，也为其速度之快而震惊。但她认为，中国还是缺少一些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价值观的电影，她很喜欢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我很希望我能拍出一部这样的电影。即便你从没去过伊朗，也能从电影里感受到伊朗的宗教和风土人情，对故事里的情感产生共鸣。”
施南生与前夫徐克
“我希望中国电影交的学费越少越好”
第一财经：前几天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综艺节目变电影是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依照你的观察，中国电影发展到目前，有哪些现象？
施南生：去年我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讲到，中国发展了十几年的电影产业进入了很特殊的时期。中国电影改革开放之后，2012年就开始一个现象，六七部低成本的电影都获得了很高回报，最特别的是，这批导演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从《泰囧》讲到《致青春》，最后讲到的例子就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类型——《爸爸去哪儿》。
电影拍到今天已经120年，什么类型都有过，但中国诞生了真人秀电影，五天七天就拍了出来。有人问我说，这是不是电影？我说，这个格式是电影DCP的格式，拿到电影院愿意放，发行商愿意发，观众也愿意买票，这不是电影吗？所以国外的发行商也很好奇，抄下来名字，想去买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中国这12年的电影发展（注1），根本是全世界都没有的速度和体量，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特别的现象，12年前中国一年只有100部电影，现在每年有800部，这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有那么多的资金，那么多的人口，所以发展会那么快，这些因素都是缺一不可的。这个过程中间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元素，长远来讲，我希望中国电影交的学费越少越好，尽快成熟起来。可能这两年市场太好，很多外国公司进来，会让这个制度的建立更快一些。全世界其他地方拍片的法律制度、会计制度都差不多，中国有一套带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意愿去改善。
第一财经：你1975年回香港进了TVB，后来又去了佳视、丽的等电视台的宣传部门工作，负责公司产品营销。早年的电视台经历给了你哪些经验，你是怎么想到要开拓香港电影的海外市场？
施南生：我是从电视台学的。以前做电视很穷，没钱，你要开个电视剧，一定要广告商支持你才能拍。那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想出来一个故事，问营业部门同事，他们说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广告商是做咖啡的，我说我们可以把（剧本里的）桥段从茶改成咖啡啊。当然我们会保持一些原则。
后来做电影，拍了第一部电影《最佳拍档》很成功，破了纪录，蛮自豪的。有人说，全世界电影人都会去戛纳电影节，我们要不要去，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去了。结果到了那里，发现自己就一点点，什么都不是。那里有来自全世界的上千部电影，以各种宣传方式吸引你的注意，所有人都在谈电影的买卖。那我就想，原来外面的市场很大，我就找各种人聊天。你是泰国人，那你们泰国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哪种电影最卖钱？或者你是挪威人，挪威喜欢哪种电影？
我回香港以后就跟电影人说，我们的戏还是原来的戏，不改，但我会微调，加一点减一点东西。喜剧卖出去很难，不同地方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喜剧不太能卖到海外。于是我们把喜剧动作片里面的喜剧场面去掉一点，让它更容易卖到海外。
现在中国电影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中国电影自身的市场实在太大、太好了，就不够注重海外。但如果你不注重海外市场，不逐渐建立影响力，你的电影做不大的。建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毁掉却很容易，几部戏不好，海外市场的声誉就完蛋了。
香港电影之所以要走出去，是因为香港太小，光靠香港市场，一部电影很难回本。那时候对香港来说，传统的海外市场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八十年代拍了很多很成功的电影，就征服了日本和韩国。《最佳拍档》五部拍下来，几乎卖遍了全世界，我看地图只有非洲没有卖出去，其他的土耳其、希腊，不管多少钱，都卖出去了。海外发行要慢慢一步步建立起来，不是说我要卖，一下子全部卖出去，而是一点点同步。
第一财经：香港电影原来有非常风光的“新艺城七人组”，包括了你和徐克、黄百鸣、石天、曾志伟、泰迪罗宾、麦嘉等主将。因为你，新艺城开拓了一套从未有过的、高效的制片方法合理安排资金，并且以专业手法全程监控一部电影的流程。很多人说，像你这样的全才，是华人电影界稀缺的。
施南生：我是用常识去做，只是别人不去想而已。我是电视台过去的，电视台竞争很厉害，昏天黑地，睡两小时就开工的那种累。副导演每天拿着两千港币的现金，当时副导演的工资只有一千多，有时候每天的现金流有两万多，要负责几十个人的开支。我就说，这笔钱如果丢了怎么办，压力太大。问下来，这笔钱就是每天的盒饭、临时演员、补贴、租车的开支，每天收工都要排队领薪水，计算方法很麻烦。后来我设计了一张表格，每个人签字领钱，效率提高，但改制度大家都不高兴。直到一位导演有一次真的丢了几万块钱，大家才真的开始执行这套制度。我做过制片，一手拿钱，一手拿单据，两只手的金额常常对不上，一整天很多事情压力太大，所以我订的制度是不要害人。
后来我去参加戛纳电影节，看到挪威电影、南非电影，意识到他们的电影制作水平都很高，画面通透漂亮，当时的香港电影是画面刺激，但是技术层面很差，冲印和水质都差，看到人家好的就觉得自己差，配音也总是匹配不上。
我那时候想，我们的电影，连进门都没资格，怎么吸引人家去看。所以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必须什么都知道一点，拍摄、后期、发行，不知道的话会很吃亏。
我不是要变全才，但我至少要知道一部电影从头到尾怎么运作，每个国家有多少电影院，喜欢什么电影，有什么忌讳。比如中东，我们的电影在那里卖了很多钱，那里有很多忌讳，女人不能穿得太性感。我们有些还没开拍的电影是预售给中东国家，这是发行的最高境界，回报率很高的。电影反派写成中东某个集团，到了戛纳，买家不断问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设定？所以你后来会发现，香港电影的反派都是北朝鲜啊、越南啊这些没有市场的国家。
第一财经：很多香港导演到内地之后迅速成为“亿元票房”导演。在2003年，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才8亿，去年已经达到300亿。
施南生：不只是“亿元票房”，现在说起来都是，啊，（这部电影）才五亿（注2）。
我以前在国外想要吸引人家从香港电影的兴趣转向内地电影，所以常常讲，你们要注意内地电影市场。香港680万人口，每年票房8亿港币，内地有13亿人口，2003年的电影票房是8亿人民币，怎么可能呢？电影开放政策是2002年出来的，2003年之后，票房每年都在增加。但是，连我这么看好内地电影市场的人都没有想到，中国电影的市场增长得这么快。中国电影市场做到3000亿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要看时间。
（注1：2002年，中国电影开启深度产业化改革。2003年后，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以进口片带动国产片发行开始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国有大公司发行国产片的效率。）
（注2：目前有“十亿俱乐部”一说，指用十亿人民币来衡量一部电影的票房大卖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