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火锅英雄》上映两周，票房超过3.5亿，豆瓣评分7.5，这是一位80后导演杨庆的第二部作品，电影上映之后他一直被关注、被追捧，但每次接受访问，所有记者都会问他同一个问题，“这7年，你去哪儿了”？
来源：新浪网
作者：刘媚琪
摄影：王博
几天前，杨庆从《火锅英雄》路演最后一站沈阳飞回北京。因为长时间路演的关系，他有些疲惫，时常看窗外沉默，有些疏离的气质源于骨子里的骄傲。
那些天里，杨庆总会站在影院的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掌声，被关注和被追捧。回到平常的生活状态，这让他觉得自在和舒服。
2009年的处女作《夜店》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商业喜剧电影，在那之后，他被邀请参加过各种聚会、活动、电影节，有许多投资方向他提出过电影的拍摄邀约，但直到现在，他的第二部《火锅英雄》才最终上映。
每次谈到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切，杨庆都会被问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中间这7年，你去哪儿了？”甚至连他的执行制片人胡璇都在问，“这些年，你都是靠什么活着？”
这个问题若不被解答，也会堵住所有深入沟通的可能，可过去了那段是一时无法解释的。他曾经在行业里迷失，被目之所及的强光迷惑过，曾经因为溃败逃离北京，甚至也逃离所有人。
与《泰囧》前半场的缘分
《夜店》在国内公映的时候，杨庆29岁。那一年有《斗牛》、《我的唐朝兄弟》等十几部小成本电影在国内上映，那是国内小成本喜剧电影的第一次热潮，《夜店》只是其中之一，它被讨论，被批判，杨庆也是。
在那之后，这个行业知道了杨庆这个年轻人的存在，许多人想跟他认识，不断有人告诉他，“杨庆，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那个时候会幼稚的认为，那些也是电影的一部分，那些人都是电影人”，因此拍完《夜店》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庆都在这些交谈和会面里面做无谓的消耗，创作也屡被打断。
直到后来他才慢慢的明白，“看似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帮你，但他们更多带了各自的目的，没有人真正在意你是谁”。
那些批评的声音也让杨庆失落，他很清楚，商业上微不足道的成功转瞬即逝，而《夜店》所展现出来的样子是导演缺乏成熟把控力的结果，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羞愧的失败。
他像许多导演拍自己处女作之后的感受一样，“直到拍完，电影上映，才明白应该怎样去拍它。”
杨庆性格里的骄傲与自尊反而激发出他巨大的野心，那一年他开始着手准备一个融合西方商业类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项目。为了那个创意，他先后写了3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每个故事写出来都过不了他自己那一关。
在一段时间里，他就这样被一个理想中的第二部作品不断地折磨。
直到2010年夏天，《夜店》上映一年之后，杨庆接到徐峥的电话，徐峥希望杨庆和自己联合执导《人在囧途2》。
《人在囧途》领跑当年的暑期档，成为新的话题，小成本商业电影因为类型相对固定，受众定位明确，成为许多年轻电影创作者们选择的切入点，徐峥也是其中之一。
杨庆决定暂时放下自己的作品，全力帮助徐峥做《人在囧途2》的剧本。
杨庆说，“即便那并不是自己当时最喜欢的故事，但也心甘情愿为了朋友做这件事”。
徐峥为了等《夜店》开机，那一整年没有接其他电影的片约。
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剧本大纲，却与《人在囧途2》的版权拥有方在理念上产生了冲突，也因此被拖入长久的版权纷争，双方都在纠缠中相互消耗。
在繁花看锦的市场里迷失
2011年初，行业里暗潮涌动，影视公司开始进行人才的原始积累，纷纷利用自己的资源或优势签约编剧和导演，那一轮风潮就像4年之后对IP的争抢一样。
几十位知名编剧和导演纷纷签约各大影视公司，影视公司的私人会所里时常会上演一场场华丽的盛宴，位于海淀区闵庄路的小马奔腾西山会所是其中之一。
仅在一年中，编剧芦苇、刘恒、兰晓龙、孔二狗，导演吴宇森、张一白都完成了与小马奔腾的签约，杨庆也是同期被约谈的导演之一，经纪公司想把杨庆和徐峥一起签约给小马奔腾，做签约工作室。
杨庆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频繁的出现在那里，见识了烈火烹油一般的繁华和热闹。
原小马奔腾集团董事长李明会端起酒杯，揽着杨庆的肩膀说，“是兄弟，我们就一起来做事业。”
直到现在，李明都是杨庆心中敬重的“大哥”，“在剥离了商人、影视公司老板等多重外衣之后，他骨子里是有情义的”，而杨庆会被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打动。
杨庆说，“我们之间有某种气味相投，人在行业里会受欺负，也希望有一位大哥在身边一起去扛”。
杨庆在那里见到的不仅仅是李明，他见到了行业里几乎所有前辈和那些所谓的圈中名流，虽然都只是泛泛之交，但他也能“察言观色，学习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宴会通常在夜晚开始，一夜觥筹交错，聊到深夜。他们会聊电影、行业、兄弟情义，聊如何一起壮大小马奔腾，当时小马奔腾已经在筹划上市，也自然会聊到股份和钱。
那个时候杨庆刚过30岁，只有一部处女作，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会不断的问自己：“这可能吗？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也可以像那些出现在会所里的前辈一样，得到同样的待遇和许诺？”
谈这些的时候杨庆的心里是虚的，但却又会想要得到，那个地方让他迷失。
他还记得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那天晚上，从会所出来之后，去了一个KTV参加老朋友的生日聚会，他就坐在包间的沙发上，看着面前唱歌的朋友们，心里突然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了。
《人在囧途2》重新回归到杨庆的生活，也是因为小马奔腾。
李明答应帮杨庆和徐峥夺回版权，让他们安心创作，这一次，杨庆更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
可版权的问题纠缠了几个月都未能解决，那个冬天，他和徐峥几乎每天都坐在望京一家叫做“Sunday”的咖啡馆里面抽烟，聊何去何从。杨庆一度想从那个项目中退出，但面对徐峥，却说不出口。
后来是杨庆提出“换一个故事，去泰国拍”，他把这个想法提给了小马奔腾的所有人，包括制片人、老板，可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似乎只有他和徐峥能看到这个项目的前景。他做了无数次说服的尝试，创意经历漫长的过程终于被通过，但随后又在人事和预算问题上再一次陷入僵持，长时间的消耗让他挫败。
他为徐峥搜集了许多泰国的资料，起了《泰囧》这个名字，然后发了一封邮件给徐峥。在邮件里写道，“峥哥，我退出了，你去拍《泰囧》吧，这是你一直想要去拍的电影，但不是我一直想要去拍的电影，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
也是《泰囧》的项目，让杨庆看到自己和小马奔腾在创作理念上的不同，但最终推掉小马奔腾的邀约耗费了他更漫长的时间。
这些经历对他来说，就像带一个年轻人去看海市蜃楼，而他信以为真。从无限的可能性里退出，他反而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这种感受是最可怕的”。
那段时间，杨庆整个人是一种极度空虚却又亢奋的状态，他知道应该做自己的电影，但对于做什么怎么做，却完全失去了方向，只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终于等到一个帮助他清醒的人
每一个有多种势力争相涌入的行业里，注定会产生各种磁场与风潮，它们或强或弱，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被潮流推动着往前走。杨庆刚从那个强烈的磁场中挣脱，却又遇到了电视剧市场的热潮。
2011年“限娱令”引发连锁反应，电视剧市场开始爆发，那年的电视剧产量超过了3万集，杨庆身边有许多导演朋友都在接拍电视剧，他自己也同样接到过无数电视剧的邀约。
经历过之前虚幻的承诺，杨庆对于钱有了不同的认知，加上女儿出生，让他有了经济上的压力。
那个阶段，杨庆和导演程耳经常晚上在一起喝酒，讨论要不要接电视剧的片约。程耳刚拍完《边境风云》不久，两个人都把对方作为参考，相互对照，他们内心都有想拍电影的坚持，却又同样的被高片酬诱惑。杨庆是在混乱的状态下接了一部电视剧的邀约，签约的时候连剧本都没有看。
他把三年中积攒的许多能量都放到电视剧的创作里去，带着对于故事的尊重，他的创作状态一度让整个剧组都抱着极大的期待，可后来，因为与片方剪辑理念发生冲突，杨庆选择了退出。
当年拍摄完成却未能播出的电视剧高达上万集，其中就包含了杨庆的这一部，他最初只是为了挣钱，却也没能如愿。
那个阶段他同期在谈许多合作，总有人跟他说“作为一个导演，需要让自己工业化，需要储备许多项目，和许多编剧合作”，杨庆在这样的声音里迷失，看到有同行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品上映，他也有些慌乱。
2012年底，在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带着电视剧《一仆二主》找到杨庆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无数朋友询问“我应该签吗？”身边所有人几乎都给了他同样的答案，“杨庆，先把这笔钱挣了再说，因为这部电视剧一定会大卖”。
当人们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想要抓住钱。他也是到后来才明白，“如果整个大环境陷入集体式迷失和疯狂，没有谁能帮助别人做正确的判断”。
但杨庆终于还是等到了第一个帮助他清醒的人。
签了《一仆二主》片约之后的一天下午，杨庆突然接到《转山》导演杜家毅的电话。开场就很直接的问，“杨庆，你还要拍电影吗？”他希望做制片人，与杨庆合作拍电影，拍什么都可以。
两个人在随后的几天里连续在杨庆租下的工作室见面，杜家毅只是告诉他，“杨庆，去拍电影，不要再做无意义的自我消耗。有勇气去看清你自己，不要跟随任何人”。
在那之前，几乎每年都有极具个人风格的青年导演出现在这个市场上，最初是陆川，后来是宁浩、乌尔善、滕华涛，每当有成功范例被市场讨论，就会有人跟杨庆说，“你应该像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你应该像你自己”，直到他遇到杜家毅。
从那之后，哪怕遇到再迷茫的境况，杨庆都没再问过任何人自己该怎么办。是杜家毅把他推离行业里所有纷乱的磁场，也给了他勇气去扛过后面更艰难的那几年。
回家是一场”逃离“
杜家毅帮杨庆把签给新丽传媒的电视剧合约变成了一部电影合约，就是现在的《火锅英雄》。当时杨庆还在同期构思几个不同的故事，还没有意识到《火锅英雄》对于自己的真正意义。
2009年《夜店》上映之后，杨庆和胡璇约在三里屯一家酒吧喝酒，杨庆跟他讲过“三个青年人抢银行”的故事原型，胡璇说，“这挺好的，但拍不了吧”。后来这个故事便一直被搁置。
直到2012下半年，杨庆终于想到了让这个故事通过审查的方向，像是在极痛苦中出现的一点曙光。
杜家毅把杨庆关在自己小汤山的别墅里面，每天晚上和他聊剧本，聊创意，逼迫着他写《火锅英雄》的剧本。2013年春节之后，杨庆完成了那个还叫做《银行地道 火锅店》的剧本。
对于只有一部作品，4年没有拍过电影的青年导演来说，请演员是困难的事，联络的演员因为档期、匹配度等各种原因推辞。杜家毅带杨庆去见陈坤，杨庆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讲给陈坤听，陈坤还是没有接。
那个时候，虽然胡璇已经带着项目进入前期筹备，但找演员的困难让他看到了剧本根源的问题，杨庆坚持让电影停下来，“现在不够好，我不能就这样拍电影。”
其实那个时候，身边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了好几年，杨庆终于要拍电影了”。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次一定可以拍了，但那点微弱的曙光又一次熄灭，几乎折损了他所有的骄傲。
解散了剧组之后，他对胡璇和几位主创都说过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后来开车去银行取出了自己的钱，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导演助理于孟，拜托他先把钱垫付给几位没有拿到酬劳的主创。
做完了这些他认为该做的事，杨庆就在2013年夏天把全家从北京搬回了重庆，在他离开重庆11年之后。他一个人从北京开车几千公里回到重庆，累了就在路边停下来休息，抽烟。
他告诉所有朋友们自己是回家改剧本，只有他自己知道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那时候觉得已经失败的一无所有”。
杨庆在重庆租下一处房子，在最初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会在家里发呆，抽烟和女儿相处。
解散了剧组之后，胡璇从西安一路骑行到重庆，去杨庆家里看他，那段时间重庆一直在下雨，两个人就坐在湿漉漉的院子里抽烟。专程从北京去重庆看他的还有新丽传媒副总裁张文伯，杨庆说，“那些来重庆看我的朋友，我会一辈子记得”。
在重庆，他其实是把自己隔绝起来，像是一种极端化的自我疗愈。
他通常会把手机放在书房的抽屉里，每天晚上很晚拿出来看一次，几乎不接北京朋友的电话，也不回信息，再后来就彻底更换了手机号。杨庆说，“那几年几乎把自己逼成了人际关系上的混蛋”。
有一次杨庆参加初中同学聚会，一群人在山上烧烤。他一直跟重庆的朋友说，自己是为了拍电影回来体验生活的，但那天有朋友拍着他的肩膀说，“杨庆，在北京混不出来无所谓的，你回来我们养你啊”，那天晚上杨庆喝醉了。
那个时候，杨庆真的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行业，夜晚失眠，他总会想不回北京怎么办？不做导演怎么办？不拍电影怎么办？
他没有答案。
在重庆的那半年是杨庆这些年里最煎熬的低谷，但没有人见过他最失落和崩溃的那一面，因为那些都是独自经历的，他说，“我自己都忘了，也不想再去回想了”。
最后促使他清醒的，是另外一个人。
找到电影的本质从何而来
拍完《夜店》之后，杨庆接拍了许多广告片，是那段日子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那个时候认识了摄影指导廖拟。
2013年底，胡璇有一次给廖拟打电话，当时廖拟还在其他剧组里拍戏，他接到电话的第一个问题是，“杨庆那个戏是不是要开机了？”
后来，胡璇把这件事转述给杨庆，他没有想到，在自己逃回重庆那么久，甚至快要放弃的时候，那位摄影师还记得他想要做的电影。
杨庆当时想，“为了这个摄影师，我也要把这个电影拍完。”
忍过那么多次失败，熬过那些恢复和沉淀，他在回到重庆半年之后重新修改剧本，那一次他戒掉了烟。
带着新剧本重新回到北京是2014年5月，对于第二个版本的剧本，曹华益、张文伯、胡璇、廖拟，甚至杨庆自己都信心百倍，他们开始第二次筹备。
杨庆在北京却又一次遇到了阻隔，他与投资公司在演员的问题上产生冲突，无奈一度尝试使用非专业演员，让电影更本土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阶段，自己的状态像是总想去突破什么东西”，和外界，也是和他自己。
纠缠还没收尾，就又遇到了演员合约、档期，资方调整等多方面的问题，剧组也又一次走到不得不暂停的死角。
有许多个晚上，杨庆和胡璇一起喝酒，相对无话，各自都在想着怎么去面对要解散的团队，那一次解散，杨庆连重庆都没有回。
在筹备了5个多月之后，他们解散了几十个人的团队。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杨庆都住在胡璇家的沙发上，每天晚上胡璇会带他出去骑车，两个人有时候会凌晨出门，骑自行车从望京出发，经过长安街，穿越整个北京城，累了就在路边停下来喝酒。
杨庆说，“第二次解散团队是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煎熬，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他自己知道电影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那段时间他除了修改剧本，什么都做不了。
后来杨庆像是在黑暗中一点点触碰到土壤最深层的根茎，剧本的每一次修改都越来越接近他想要表达的样子。
连陈坤也没想到，这个两年前曾被他推掉的年轻导演会再次带着新的剧本来找他，杨庆的剧本和诚意也最终打动了陈坤和其他几位他一直期待中的合作者，随后也有了功夫影业和监制陈国富的加入。
2015年春节刚过，他们第三次到重庆开始新的筹备，直到6月28日杀青，杨庆觉得整个过程有些意料之外的顺利，像是水流终于涌出无数个逼仄的转角，向前探入广阔的江河。
或许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迷失和等待的那一段，杨庆是用了7年看清这个行业，也看清了自己，他明白了电影所要表达的情感终究从哪里来。
临近2014年除夕，杨庆接到电话，外公去世了，而外公是他最亲近的长辈。
整个葬礼的过程，杨庆都没有哭，后来是在他开车带父母回重庆的路上才突然意识到，“外公离去，很多东西就不复存在了”。
他再也回不去那个曾经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再也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漫长的回忆，而真正的故乡不是一片土地，一个房子，而是人。
在最后一个版本的剧本里，他加入了“外公”这个人物，拍摄的时候，让美术指导把外公曾经的字和画挂在“刘波”的家里，那些外公的手迹出现在那个空间里，杨庆觉得那个创作过程是对的。
杨庆说，“拍完这部电影之后，也放下了所有对于故乡的执念”。
从《夜店》到《火锅英雄》，杨庆像是扛过了漫长的失败，这些也让他写出了那个失败的小人物“刘波”，是过去的经历让他觉得，“那些失败者才更值得被诉说”。
这个行业共同走过的７年
有一种生命状态，有属于自己桀骜的棱角和骨骼，是不会被外力牵引的，是自己的形状。现在的杨庆属于那一类。
杨庆说，“创作者内心的坚定、算计、纠结或疑惑，都会通过自己的电影作品表达出来，在荧幕上被放大”。
在那个过程里，他所处的这个行业也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故事。
当时那家迅速扩张的公司因为创始人的突然离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败落，经历家族内斗，骨干离职，股权纷争，即将走到被接盘的结局。
2014年初，杨庆还在重庆，他在网上偶然看到李明的消息，那天晚上收到了许多朋友询问的信息，他没有回，那一夜他整晚失眠，“感觉就像电影一样”。
直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每次看到关于那家公司的消息，杨庆都像是看到了那个平行世界，看到他曾经参与过的每一场“盖茨比”式盛宴。
还有杨庆身边的那些朋友们。
杨庆退出《泰囧》之后，徐峥独自带领这个项目在2012年底创下当年最高票房记录，当年的数字又在后面的几年里，不断被其他导演和作品以新的数字超越。就像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想成功，可成功所附赠的那些沉重的东西，也需要自己扛过去。
也有无数人问过杨庆，是否后悔错失这部电影，他说，“自己真的从来没觉得懊悔过，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成功能解决的”。
谁都无法想象如果杨庆当时没有退出那部电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成功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说，会不会又是另一场浩劫。
而程耳在《边境风云》之后依然坚持拍着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
还有更多在电影圈生存却沉浮在水面下的人们。《火锅英雄》电影开场那位客串演出的司机是杨庆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外号叫“猴子”，他原本是一位音乐人，同样是被外界推动和怂恿着进入影视圈，做导演，做他并不擅长的事。《火锅英雄》杀青之后，“猴子”猝死在球场上，也是直到他去世，杨庆才知道这些年里他承受的压力。
这7年的影视行业，不断出现新的潮流和故事，更多的资本涌入这个市场，也有更多更加奢华的私人会所建成，人们在那里聚集，带着创意、金钱或者是对名利的渴望，讨论关于IP，投资或并购，这些从来没有间断。
就像《火锅英雄》之后，他一定会遇到比曾经面对过的更大的诱惑，拒绝过，也看透过，但接下来呢？
2014年剧组第二次解散之后，杨庆曾尝试做过一次催眠，他看到了自己的前世，是一名军官，他看见整个城市的人都在撤退，他是留到最后的那一批。
“第一导演”为导演思想表达及艺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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