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鲁博林 颜维琦
在茅盾诞辰120周年之际，导演郑大圣这个名字在业界小小“火”了一把。前段时间，由他执导的由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蚀》五部曲在上海文联的文艺会堂完整放映，带给文学与电影爱好者不小的惊艳。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片”，但同时也有声音直指，这样的影片“进院线太难”。究竟是怎样的电影，会让观众产生如此不同寻常的反应？
“他们把我的片子叫作‘文学遗产电影’。”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见到郑大圣时，他穿着黑色T恤，运动中裤，看似轻松活泼的外形，却掩不住一身书卷气。“文学遗产电影的概念是石川老师提出来的。其实中国早就有这种类型的电影，国外就更多了。然而最近几年，它们在国内几乎绝迹，我想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郑大圣眼里，用电影的形式改编文学名著，是一件促成全民阅读的基础工作，而基础的工作倘若没有人做“是很可怕的”。当然，好的意愿想要付诸实践同样需要好的机缘。对郑大圣而言，这一机缘便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电影”计划。
“作家出版社大概是想效仿BBC，把握有版权的大量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像，让经典一代代接续。”郑大圣说，当时作家出版社找到他，他欣然应允，先是拍了两部根据天津本地作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津闲人》和《危城》，后来接拍茅盾的《蚀》。恰好这时央视请郑大圣试验“4K超清”技术的制作，他寻思着能够“一箭双雕”，于是便有了这5部不同凡响的文学遗产电影。
然而，电影改编文学经典并非易事，郑大圣对此也了然于心。“对我而言，好的小说，好的人物，一切都呈现、归结在语言好，阅读的时候能感受纯粹的语言快感。但电影的介质不同，必须经过再叙述、再建构。这个重新架构的过程，小说帮不了你，只能自己形成，最终你必须让读者感受到，一切还是来自原著的‘核’。”
以《蚀》为例。茅盾的《蚀》三部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结构好的小说，而是在报刊上连载的畅销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当时的“青春小说”。而那时的茅盾也是“小鲜肉”的年纪，《蚀》正是其处女作。“人物在三部曲中有同名异质，也有异名同体，相互之间彼此折射。在改编时，为了让其符合电影叙事，就必须对人物进行排列组合、加减乘除。而且在反复精读原著时我们发现，90年前年轻人的情状和心态，现在读来一点不陌生——‘幻灭’‘动摇’‘追求’，这三个词既是原著的‘核’，也拥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
对郑大圣来说，经典文学会穿透它描写的年代和作家书写的年代，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所在。谈到现在重读莎士比亚，他常会“掩卷太息”，而遨游在狄更斯的世界中，世界观又会有不断的“重构和创新”。经典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演绎，从而得到持续启发和重新出发的可能性。
“英国人拍狄更斯，法国人拍雨果，《战争与和平》不断地被拍摄，而且是跨国家、跨语种的拍摄。华人导演李安可以拍摄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如果有一天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请非华语的导演来演绎，文学遗产就真的活了。”
谈到文学，郑大圣不时地停顿下来，像是出神，又似在思考。对于经典，他保持着敬畏的态度，这同许多文化人无二。但同时他了解，经典需要和读者彼此滋润，而非高坐神坛。尤其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全民阅读的氛围淡薄，更须以新的形式来承载经典的意义。相比于让作品“一鸣惊人”，他更期望正常的、周期性的创作、再创作和鉴赏。唯有不同的风格、创意、演绎方式持续不断地出现，那才“正常”。
当被问及改编作品是否会感受到来自经典的压力，郑大圣笑了笑说：“常改常新才是活的，活着的才是经典。”他记得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说过，文学经典有很多种改法，既有忠实于原作的“改编”，也有创造性的自由“改写”。而后者的意义在于，这可能是对经典文本的一次激活，甚至是挽救。
采访最后，他提及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永恒之问：“我们为什么阅读经典？”在卡尔维诺笔下，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郑大圣觉得，文学遗产电影的意义和答案，最终只能由每个人亲自去寻出。
《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26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