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特地提醒了他关于传销的事情，但他们对传销的认识不过是熟人拉熟人、亲戚拉亲戚骗钱，“张超从来没想到传销会害人命，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通过网络平台投简历会不安全，或者说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通过网站投简历的求职方式。”
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在家十日，张超除了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之外，他还会帮父母下地干些农活。
张国阳说，“在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就该出去，尤其家里那么穷的话，在家多待一天都是一种奢侈。”
“穷啊，小孩就是想赚钱。”张国华这样解释孩子急切去天津面试的原因。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刑侦大队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媒体。起初，张国华很是抗拒。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公道，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听从一家媒体的建议，给张家窝派出所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媒体。“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静海区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派出所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媒体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拒绝媒体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 中暑 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